试论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3)

再次，有关说唱文学的作者、表演者、说唱体制、表演与接受、流传地域、版本、序跋、评点、考论等研究资料的发掘、辑录与整理，也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主要表现在：1）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缺乏整体性，目前只有宝卷、弹词、子弟书、评话等研究资料的分类整理较有进展，而有些门类如俗赋、鼓子词、诸宫调、莲花落、货郎儿、词话、鼓词、道情、木鱼书等说唱研究资料的整理则亟待重视与加强；2）一些载录于史传、小说、戏曲、笔记、诗文别集、方志、宗教典籍以及近现代报刊杂志中的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缺乏必要的、系统的勾稽与整理；3）古代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近现代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明显不足；4）汉民族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相对多一些，而少数民族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则很简略；5）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多局限于国内，而海外汉文文献中保存的说唱文学研究资料则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发掘。有鉴于此，目前亟需在全面勾稽、分类整理说唱文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编纂一部涉及各曲种、多民族、跨时段、海内外的大型说唱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并进而建立一个文献资料数据库，以期为说唱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最后，就说唱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成果的体量比较有限，质量也不太高。以古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刊物《文学遗产》所发表的各类说唱文学研究文章为例，从1954年创刊至2018年底，一共才发表了近50篇论文，并且主要探讨的是敦煌变文、诸宫调、弹词、子弟书、木鱼书、词话等少数几种说唱文学体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说唱文学研究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场域中不成气候。

实际上，目前说唱文学研究虽然逐渐铺展开来，但也的确只有弹词、宝卷、子弟书、鼓词、评话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学术空白点较多，甚至一些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如说唱文学的文体流变，说唱文学的表演形态、地域分布、接受与传播，不同种类说唱文学之间的互涉关联，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诗文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至于说唱文学的学术史、批评史研究等则付之阙如，至今都没有一部对说唱文学研究进行整体观照、系统阐述的研究史著作出现，也没有一部梳理历代说唱文学批评史料与理论评价的批评史专著问世，甚至连相关研究论文也不多见，这就导致了说唱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家底不清、学术谱系不明。另外，说唱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甚少有人问津。

三、说唱文学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说唱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存在上述这些薄弱环节，除了与不少学者在文学观念上鄙视说唱文学而不屑于研究它有关，实际上也与说唱文学的研究视角的逼仄与研究方法的局限等有较密切的关系。

迄今为止，说唱文学的研究还多拘囿于说唱文学本身，即便是说唱文学本体研究，也还需要加强对各类说唱文体的渊源流变、表演情况、艺术特征、流行地域、社会影响等的系统深入的考察。至于不同种类说唱文学之间的互涉关联等，也应纳入研究视野。以宋元“说话”为例，其不同家数如“讲史”“小说”与“说经”之间，就存在密切的互学互鉴关系。例如，当时最受市民欢迎的“小说”，面对与之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讲史”“说经”，也会打破门户之见，兼收并蓄，所以现存的宋元小说家话本中才会出现《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这样的短篇讲史以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陈可常端阳坐化》这样的说经文本。而“讲史”也不例外，胡士莹指出：“在元代的平话中，‘讲史’、‘铁骑儿’和‘小说’的某些成分已有合流，‘小说’的一部分（《水浒》题材）已在向长篇发展了。”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32页。因此，我们研究“讲史”“小说”与“说经”，也就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不仅如此，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等往往也存在交叉、互动关系。本来，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等都植根于民间文化土壤，同属于俗文学范畴。试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诸书，可知宋元时各种门类的俗文学，都是在“瓦舍勾栏”之类的生态场域中同生共长的，彼此间存在相当密切的互动与互渗关系。如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即说：“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又说：“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86页。孙楷第据此阐述道：“宋之傀儡戏，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讲史。宋之影戏，其话本尤与讲史为近。此二者以词言，皆不尽为代言体，应参杂说话口气。以傀儡戏影戏虽扮演故事，而其扮演与讲唱本分为两事，其讲唱固可适用于说话体也。”③孙楷第：《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9页。这便揭示了傀儡戏影戏与“说话”“崖词”“杂剧”的互通关系。李家瑞也曾撰文探索民间说唱向戏剧的演化之迹，认为“无论哪一种戏剧，开头都是念两句引子，或念一首上场诗，这就是说书前头的致语（又称入话）的遗迹。又剧中人自表姓名，且自言自语的自述来历，这等地方，不能不说是受了说书的影响”。④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王秋桂编：《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44页。叶德均则指出：“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本是从说唱诸宫调及词话改变而来……其中保存许多变而未化的叙述体的遗迹。”①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戏曲小说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63-664页。至于明清时代的小说、说书与戏曲之间的互动、交流与互鉴等，更是司空见惯。胡士莹在谈到小说与说书的关系时就这样指出：“小说和说书各有所长，又相互为用……或者是小说一出，即为说书人改编成说书节目（是小说等于详细的话本，如《红楼梦》、《聊斋志异》）；或者是说书人一有新书，即为文人改编为小说（是说书直接演化为小说，如《清风闸》、《飞跎传》）；或者是文人记录说书材料改编为小说，又反过来影响说书（如《三侠五义》）。如此，说书与创作小说关系密切。”②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618-619页。所以，他研究话本小说，就比较注意揭示话本小说与民间说书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关系。实际上，20世纪前中期，蒋瑞藻、钱静方、顾颉刚、郑振铎、孙楷第、阿英、叶德均、傅惜华、赵景深、谭正璧等在从事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时，大都持有一种俗文学的整体观，注意将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等放在俗文学的生态场域中进行关联性考察与研究。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学术开端，后来并未得到自觉的承续和发展，说唱文学与小说、戏曲等常常被人为地分割开来，进行各自为政的研究，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因而研究说唱文学也就难以确切、深入地揭示其生存、发展与演化的动因与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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